★時間：111/11/01（二）18:00 - 21:00

★地點：學生活動中心國際會議廳第一演講室

★與談人：梁秋虹(成大歷史系助理教授)

  與談人：廖珮如(屏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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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摘要紀錄★

座談一開始，梁秋虹老師先是提供了今日座談的思考開端：究竟電影《炙熱的我們》裡，「我們」指涉的是誰？「我」是如何成為「我們」的？在組成我們的過程中，勢必會面對「資格」的思考，也就是這個群體中到底應該包括哪些人？生理女性的資格無庸置疑，但若是關注性別議題的生理男性呢？他也能成為「我們」的一員嗎？與結盟相關的問題當然也包含個體本身的思索：當我成為我們之後，我還是我嗎？一個個體如何在更大的「我們」之中能夠持續保有「我」？以上這些從個體到結盟的種種問題，其實都跟電影《炙熱的我們》中這群女性主義運動者的處境息息相關：從「我」到「我們」的認同政治，以及行動路線的問題。

《炙熱的我們》的拍攝從運動者內部出發，而敘事與抗爭的的起點，則以一則女性遭受性暴力的事件開始。梁秋虹老師在此將電影中的南韓經驗與過去台灣婦運的經驗相互參照：台灣1996年發生彭婉如命案之後，啟動了一連串爭取女性夜行權的遊行，更引發後續的一系列的制度與法律變革。令人感嘆的是，啟動社會改變的契機，為何總是等到生命遭受傷害或失去才發生？

電影紀錄的這場從性暴力開始的行動，後續同樣引發一系列性別議題的抗爭。梁秋虹老師指出，經由紀錄片的鏡頭，我們得以以更細緻的角度看見這群參與婦女運動的南韓女孩，她們之間共享喜怒哀樂，共同面對運動與日常生活帶來的負擔與成果，女孩們也在團結的過程中相互支持並獲得溫暖。除了結盟帶來的力量，紀錄片也呈現了女孩們各自的掙扎與處境，運動中小主體的掙扎搖擺在這部電影中也以坦然的態度被記錄下來。

為在場聽眾提供觀看《炙熱的我們》更深層的思考途徑之後，梁秋虹老師對大家拋出了更大的問題：2022年的現在，性別運動經歷漫漫長路來到這裡，現在的我們還需要做一個女性主義者嗎？

廖珮如老師接續前面的討論，將討論帶至南韓本身的性別環境。無論是厭女文化，或者婦女運動的進程，台灣與南韓的情形都存在著差異。特別是在深受儒家思想浸潤的韓國社會，敢發出不同聲音的人是特別難得的，光是這個基本條件的差異，台灣與韓國的性別運動便有很不一樣的條件與處境。舉例來說，當女性主義的精神主張顛覆既有限制，南韓女性主義者就必須先致力於打破人倫觀念帶來的階序關係。除此之外，台灣社會的整體氛圍相較之下是渴望改變的，就以參政為例，在台灣年輕參政是一種正面標籤，但在日、韓的社會中卻並非如此，在上述這些不同的條件之下，性別運動的推進與困境就會面臨截然不同的處境。

廖珮如老師指出，《炙熱的我們》雖然呈現的是一種Popular feminisim（大眾女性主義）的運動方式，不過從紀錄片中我們卻能觀察到不同受害者之間敘事的差異，而非單一固著、全然悲慘的受害者形象。在過去的經驗中，大眾女性主義的倡議過程為了強化說服和批判力道，常會固著化受害者經驗，弱化受害者能動性；尤其當國家權力以保護的姿態介入之後，女性的能動性就更常是被壓抑的，成為全然的被保護者。廖珮如老師認為，《炙熱的我們》裡這些女大學生的倡議卻並未重蹈僵化的策略，無論是電影對這些人物的呈現，或者人物本身的能動性，都以更豐富的方式呈現了人的韌性與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