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110/10/27（三）18:00 - 21:00

★地點：學生活動中心B1　國際會議廳第一演講室

★與談人：印度尤（尤芷薇／鳳凰衛視駐印度特約記者）

★與談人：王右君 （成大台文系教授）

※預告片Trail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eOfZ2Ee7cE

【影片介紹】

儘管印度法律明令禁止種姓制度的歧視行為，社會最底層的賤民階級女性仍飽受社會歧視，且世襲罔替。人口最多的北方邦更是頻傳針對賤民女性的性暴力與謀殺案件，那裡也是媒體的黑暗地帶，主流新聞媒體普及度不高。在各方條件都相當侷促且對賤民女性極不友善的地方，卻孕育出全印度唯一完全由賤民女性組成的新聞組織。

歷經十多年的紙媒形式，即便大部份成員未曾使用過手機，首席記者梅拉和報社同事們決心進行數位化轉型。在這樣的關鍵時刻，外在政治社會情勢益發動盪──當地右翼印度教民族主義凶猛崛起，試圖重新擁抱種姓制度。本片歷時五年拍攝，賤民女性在銀幕上終於跳脫受害者的形象，以智慧型手機為武器，以報導行動翻轉自己的命運，向世人證明最底層的女性也能衝破傳統枷鎖，呈現勇猛無懼的草根性力量。

【導演介紹】

林圖．湯瑪斯 Rintu Thomas ／ 蘇什米特．高希 Sushmit Ghosh

身兼導演與監製的印度籍夫妻檔，2009年創辦「Black Ticket Films」電影製作公司，作品題材多關注社會議題，並曾於2012年獲頒總統勳章。《焰火書寫》為他們的首部紀錄長片作品。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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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後座談紀錄】

尤芷薇：

印度教傳統的種姓制度雖然已在現今的印度憲法中明文禁止，但在印度人的生活、職業、政治等各個方面，種姓的區別與劃分都仍在社會上呈現顯著的效力。

印度人中對於賤民階級的種種歧視中，最為我們所知的往往是強暴，但這只是其中一種形式而已，還有更多的歧視是我們外人所沒辦法知道以及想像的。即使現在印度的考試都會給予低種姓的人們保障名額，有時候甚至在公務人員的考試中會保障到49%，但是由於不同階層對於知識、資源、體系等等的分配不均，使得即使有這種保障名額的制度，在社會上也還是會有階級上的隔閡。被排在種姓制度外的賤民，被認為是「不潔」，其他像是高種姓的人們會被認為「潔」。有些低種姓的人們因為那些保障名額得到了相對於先前較佳的職位、得到較好的生活，但另一部份人在當代仍做著以前賤民被分到的工作，譬如處理垃圾、排泄物等，這些就還是歸在印度教中的「不潔」工作。縱使因為保障名額等政策讓印度的社會更加的多元，開始有低種姓的人們得以從事以前不能從事的工作，但在真正社會的底層仍然是存在的，形成強烈的對比。

而印度的歧視階層不僅僅關乎種姓，也包括了膚色、財富、宗教、職業、性別等，這些都是可以拿來被作為比較的項目，在印度人的「歧視再歧視」中，位階往往是相對論的；即使同是種姓最高階級的婆羅門，內部之間也是會產生歧視。

科技的進步讓那些賤民階級女記者得以發聲，科技的力量賦予了她們權力，從原本的脆弱（沒有廁所、沒有門的生活），到能夠替自己爭取權益、開始跳脫婚前依附父親、婚後依附丈夫、晚年依附兒子的處境──有了手機，他們能夠運用科技自己去認識世界、探索世界，甚至是自己去開創世界，開始去做那些被傳統社會禁止去做的事情。

芷薇最後以影片中主角們的變化作結：一開始她們被稱作「賤民女記者」，到最後片尾成為「追求真相、感於發聲的媒體人」，因為她們願意去冒險，才得以得到其他人的認可，而或許，少了那些性別、階級等，以客觀的角度來對待每一個人，才會是真正的平等。

王右君：

影片其中一位人物Shyamkali從一開始連家用電話都不敢接，慢慢一步一步學習英文字母、手機應用，之後成為了新聞熱潮的資深記者，我們可以看到她盡力嘗試自己能做的事情並且尋求進步的態度。

在「新聞浪潮」這個所有成員都來自賤民階層的組織中，她們的報導展現了草根觀點以及立場鮮明的風格，報導涵蓋了廣泛的面向，不僅關注地方民生、也不畏討論政治、宗教、性別等關於人權的複雜議題。作為一個獨立媒體，她們不受政黨或商業利益牽制，而勇於提出自身的觀點──「新聞浪潮」的報導並非提供只事實陳述，而是透過批判性的呈現帶給閱聽人更多思考，使身處於底層的人們可以得知社會發生了什麼問題，讓他們可以參與民主，即便真正的民主參與或許難行、也有公民參與的實踐可能，不會被政黨或其他有心人士刻意操作的主流媒體矇在鼓裡。

數位科技的發展降低傳播成本即降低了近用門檻，促使當代媒體去中心化，並且提升草根、公民參與的可能，而「新聞浪潮」的記者們即是在這樣的環境之下運用數位傳播的這些特性實踐理想：從底層的位置發聲，對抗主流的公領域論述，並翻轉性別的不平等，甚至更進一步去報導那些比他們生活更苦更困難的人們，為了那些被迫沉默的群眾發聲、謀取基本的權益。

右君老師最後補充，在影片中看到「新聞浪潮」的組織架構中，所有的人都是以水平的角度來對話，，就算有位置或經驗上的差異也不會用來歧視，而是像蜜拉一樣去教其他不識字的人英文、去帶領其他記者來認識手機如何使用，讓所有人一同進步，如此一來才能培養力量。

• 聽眾提問（尤芷薇回答）

Q：請問種姓制度適用在外國人身上嗎？外國人會被歸類在哪一種？

A：種姓制度只有在印度教教徒才會作用，但外國人也會在先前所述的歧視鍊中，印度人會以各種因素來對外國人進行比較，像是宗教、職業、國家，而我在印度人的歧視系統中其實是在相對高的位階：較白的皮膚、職業為記者、有較好的英文能力、穿著較體面等等，這些都是有幫我在印度人眼中加分的。而在印度人的歧視系統中，高種姓的人們是不會去發聲的，但低種姓的人們卻沒有能力去反應，這些就是其他人所看不到的印度。

Q：在印度採訪的過程中，是否會遭遇某些受訪者的質疑或抗拒？

A：在印度人的眼中，會覺得那些不幸的事情，如家暴或強暴都被認為是家醜，而不希望讓其他人知道，雖然社會氛圍與體制有在改善，但民眾的心態是比較難一時轉變的。在2015年的新德里巴士強暴案過後，開始有人願意去報案，開始有人為了自己的權益去努力、去尋求他人的協助，但當時我在新德里採訪時，發現大多數的記者都爭相採訪該案受害者的家屬，而忽略當時在旁邊其他強暴案受害者家屬的發聲，使自己去反思是否大家都太關注於特別的事件，追求的是新聞的熱度與速度，就忽略了那些看似新聞價值較低的受害者，使他們沒有機會發聲。

Q：身為女記者，是否會因為這個職業而遭受威脅？也會有位階高的種姓為賤民發聲嗎？

A：記者的生命威脅主要有兩個：戰爭與仇恨，仇恨的部分也有包含著民間、政治、宗教上的仇恨，尤其是對於較敏感的議題，或是對於有權勢的人，在採訪的時候更容易被欺壓，而「新聞浪潮」的記者們，因為他們的勇敢，他們得到了媒體人的權力，因為話語權將他們的相對階級重新分配，使他們無法在社會上「被」消失，畢竟若消失了肯定會造成軒然大波；有，他們會利用他們原本就有的社會階層優勢來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但是這些人是非常少的，因為既得利益者階層多半無法對於社會底層的處境有深刻認知，因此不會有太多的高種姓或男性記者去為弱勢族群發聲。